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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名人名家趣聞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1594    更新時間:2013-11-6

 

篆刻名人名家趣聞 

何震刻印無訛筆

   文彭有個得意的學生何震,是安徽人。經常來往於當時的首都南京。他跟文彭努力鑽研文字學,探究文字來源,使他確信如不深入研究文字的來源,是難以從事篆刻藝術的。所以他刻的印都正確無誤,多半就是得力於老師的教誨和自己學問的功底,文彭得了“燈光凍石”,總喜歡自己落墨布置,再請何震鐫刻。由此可見何震的刻印功夫了。傳說從河南安陽出土的殷代類似印章的實物三件,為現在已知的中國最古的印章,印麵隻有一些實似的圖案的記號,第四方為戰國古陶文“甘司徒”。

文彭篆印

   文彭是明朝有名的書畫家文征明的大兒子,他的弟弟文嘉也會書畫。當時的社會習慣,刻印是被看作“雕蟲小技”的,一般由專職工匠刻製,材料大體采用牙章。文彭喜歡自己設計篆印,然後交給一位精於雕刻的南京人李文甫刻製,據說文彭的牙章一半由李刻出。一次,他無意中遇到一位老人,趕驢馱著幾筐半透明的“燈光凍石”,這是當時用來雕刻婦女裝飾品的,他便出高價全部買下用作印材,從此“凍石”才初文人重視起來。

“大癡”和“小癡”

   明朝人汪東陽,因為獲得了一方漢朝留下來的“汪關”印,就改名汪關。他家境貧苦,要堅持學習篆刻實在不容易,但汪關能刻苦努力,一麵研究古文奇字,一麵去攻漢印,刻得非常副真。據說把他的作品跟真正的漢印放在一起,連專家也難以分辨所以明朝末葉,許多大官及大書畫家,都要請汪關治印。汪關與他的兒子泓如此癡迷於印章,父子倆便服兩個綽號──“大癡”和“小癡”。

鄭板橋的閑章

   “揚洲八怪”之一鄭板橋的閑章別具一格,印文耐人尋味,很為人所稱道。鄭板橋為官清正,不會奉承上司,他雖是進士出身,卻當了十二年的縣令。所以,他在濰縣任職時,書畫上常蓋“七品官耳”一印,顯示了一個失意文人對封建權貴,、黑暗官場的蔑視和嘲諷。鄭板橋還有“富貴非我願”,“恨不能填滿了普天饑債”,“直心道腸”,“二十年前舊板橋”等閑章。讀者這些印文,一個不謀富貴、同情人民厭恨不平社會的書畫家的形象就好象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廢道人”不廢

   清朝人高鳳翰(也是“揚洲八怪”之一——因生病而右臂殘廢,才起了“廢道人”的別號。他精於詩書畫印。病後堅持以左手寫字作畫,而且還能刻印,他的印章,筆力、刀法都很雄健,鄭板橋曾請他刻過不少印。他還特別喜愛硯台,每當得到佳硯,都親自用左手雕琢,在上麵題刻銘詞,真是“廢道人”不廢。當代殘手青年中也有刻苦學習書法、刻印的事跡。這對我們雙手健全的青少年來講,該有多大的鼓舞作用啊!

永不見麵的知己

    吳熙載和趙之謙都是晚清傑出的篆家,雖然他們相互敬慕卻一直無緣相見。趙之謙在一印的邊款中刻道:“息心靜氣,乃得渾厚,近人能此者,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其推崇可見。數年後,年邁的吳熙載才在泰州讀到魏錫曾帶來的趙之謙印譜。讚歎餘,當讀到那一段文字時,兩位藝術家的感情便交融在一起了。吳熙載熱情奏刀以“二金蝶堂”“趙之謙”二印轉贈趙之謙。吳熙載逝世後,趙之謙認真地為他的印譜撰寫了長跋,精辟地評價了這位永不見麵的藝術知己的成就。這二位傑出的藝術家的真摯友誼從在藝林傳為佳話。

“晚學生”

    吳熙載從小時候起,對書法、篆刻藝術十分專法,到了晚年,卻對寫意花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怕年老力衰,也不因為自己當時書法、篆刻書相當名而自負,而是虛心地拜一個年齡比他小十歲的畫家鄭箕為師學畫十幾年,所以吳熙載曾刻有幾方“晚學生”、“晚學居士”的印章鈐於畫上,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啊!

收了兩個日本學生的篆刻家

   清朝同治到光緒年間,徐三庚的作品可算風靡一時,他刻印初學浙派,摹仿秦漢璽印,後來學習了鄧石如、吳熙載的刻印風格,能另開麵目,晚清時在江浙一帶聲望很高。當時名畫家如任伯年等的印多出自徐三庚之手,就連日本的圓山大迂、秋山白等篆刻也不遠千裏來中國投門拜師,以至對整個日本的篆刻界也有很大影響。

少年時代的啟發、鼓勵

   吳昌碩出生在浙江安吉鄣吳村一個風景清幽的山村裏,十幾歲在私塾裏念書時愛好刻印,書包裏經常帶著刻印工具,一有空就拿出來磨石奏刀。塾師怕他耽誤功能總加以阻止,但他還是背著老師迷於刻印。吳昌碩的父親也愛刻印,見此情況就加以鼓勵指導,從此他對篆刻的愛好真可說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後來他能成為近代在國內外極有影響的篆刻家,顯然是跟少年時代從父親那裏所受到的啟發、鼓勵分不開的。

勤學苦練的紀念

  吳昌碩幼時學習刻印,因為家境貧苦,困難很多。買不起石章,有時隻能以磚頭、瓦片等代用,偶而弄到幾方石章就視同珍寶,反複磨刻,直到剩下薄薄的一片。沒有印床,就用手握石奏刀。一次不小心刻傷了左手無名指,傷口很深流血不止,疼痛難忍。但他為了學藝,並不因此而放鬆刻印。後來傷口雖然結了痂,指甲卻從此脫落不再重生,成了他勤學苦練的紀念。

丁敬的骨氣

   清代杭州人丁敬自幼家貧,後以造酒為業。他不大肯求敢於人,終生不願當官,而博學好古,到處搜集古代文物、珍本圖書,因為見多識廣,凡名跡到他後中能立辨真偽。丁敬的書記從不整理,卷籍堆積如山。他埋頭考證並深入名山勝跡,親手摹拓碑刻名跡。在篆刻上,他倡導學習傳統,推陳出新,成為浙派的“西冷八家”之首,他不輕易為人篆刻,遇達官貴人求知,他也絕不肯隨便答應,如果強求,他就痛罵一頓,弄得對方十分尷尬。

“不知貧窮為何物”

   西冷八家之一蔣仁,自幼過著貧窮孤獨的生活,平時很少講話、歡笑。終生不願為求官而死讀書。一生居住在祖傳的兩間屋子裏,房屋傾斜破落,不能阻擋風雨,但他愛好的書籍盡在身邊。生活盡管那麼樸素,但他熱衷於金石篆刻,沉浸在藝術天地裏“不知貧窮為何物”,終於學丁敬而自成一家。同丁敬一樣他也不喜歡接近有財有勢的權貴,一般人難求得他的印,五十三歲死後因無子孫,作品大多散失,故傳也作品十分稀少。

篆刻漢印兩千方的錢鬆

    杭州人錢鬆,也是西冷八家之一。擅長書法、繪畫,愛好金石文字。為了學好篆刻,曾摹刻漢印兩千方,可見其基本功之紮實了。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終於領悟了前輩的藝術風格,加以繼承發揚,最後自成一家。人們稱讚他為丁(敬)黃(易)以後的第一人,說即使明朝文(彭)何(震)在世,也望塵莫及。

苦學成名的鄧石如

    清朝大篆刻家鄧石如,幼年因極其貧困而失學,僅九歲那年隨父親在私塾中讀過一年書,以後讀書的事便讓給弟弟,而一切粗重農活都壓在他肩上,讀書學藝隻能偷閑,十分刻苦。他父親是個,民間藝術家,因性情孤傲,終年隻在遠近教書,有時離家謀生達三年之久,父親年老了,鄧石如就接替父業,奔走四方,賣藝為生,以負擔全家八、九人的生活。後來寄居南京梅之家,遍覽梅家所藏的古籍、金石文字,又訪問各地收藏家,終於在書法上成為清代第一篆隸名家,並把書法功力融之於鐵筆,成為有很大影響的篆刻大家。

帶了南瓜師父

    清朝乾隆年間的一個夏天,一個風塵仆仆的年背著兩個大南瓜,來杭州拜金石名家丁敬為師,這件事在城裏傳開了。這個年輕人就是後來成為浙派篆刻名手的張燕昌,他的一片真誠終於感動了年過六十的丁敬,因此破例收下了這個學生,給予悉心指授。張燕昌家境貧窮,他的家鄉浙江海鹽,一無名師,二缺資料,但他天資聰敏,自幼刻苦讀書,能是記千言。以後曾不畏艱險,渡海去寧波觀摹“石鼓文”拓本,回家朝夕苦練,把自己的書齋也取名為“石鼓亭”,還搜集了幾百種金石資料,寫成《金石契》一書。

多災多難的青少年時代

    少年時代的吳昌碩在父親的熏陶下,雖然想在藝術上施展才華,但動亂的晚清社會並沒有給這位天才提供好機會。十七歲那年,兵荒馬亂加上天災,吳昌碩的空家鄉遭受災荒,全家在逃荒中失散了。吳昌碩父子流落到安徽、湖北,有三年沒有吃過米飯,隻能以樹皮草根為食。直到他二十一歲那年夏天,父子倆才回到了闊加近五年的家鄉鄣吳村、這才知道祖母、母親以及夫人章氏都已亡故,哥哥也因貧病交加在動亂中死去了。但性格倔強的吳昌碩並沒有在巨大的悲痛中消沉下去,他發憤學習,第二年參加縣裏鄉試,第三年即二十三多歲時,他對書法篆刻及金石之學進行了全麵的研究,開始了艱苦的藝術探索。

明月前身

   吳昌碩十九歲那年,妻子章夫人在戰亂中逝世了,他承受著巨大的悲哀,十年後才與歸安菱湖鎮施氏夫人結了婚。他是一個重情義的人,對前妻的懷念之情始終難以磨滅。四十一歲那年,他在蘇州寓所夢見了分別了二十多年的妻子,曾有《感夢》一詩記之。又是二十五年過去了,吳昌碩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人了,1909年章夫人再一次與他相會於夢境,帶著對亡妻深深的悼念,吳昌碩刻下了“明月前身”一印,並在印側造章夫人背影像,款文曰:“元配章夫人夢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觀,老嶽記”。

“一月安東令”

   吳昌碩醉心於鑽研與書法、篆刻有關的文字學,卻對當時一般人視為“敲門磚”的八股文毫無興趣。二十二歲時,在縣裏學官的迫促下才勉強去應了一次考試,中了個秀才後就決心不再趕考。到了五十三歲那年,曾被人薦為江蘇安東縣令,因為不會逢迎上司,更不會欺壓百姓,隻任勝一月便毅然辭官,專心致誌從事藝術上的深造。為此,他三次刻過“一月安東令”,這與鄭板橋的“七品官耳”、趙之謙的“為五鬥米折腰”一樣,都是用以發泄胸中鬱勃之氣的。

為了把印刻得更好

    吳昌碩為了熟練地掌握文字變化的基本規律,把印刻得更好,很重視文字學。同時中年以後又結交了許多金石鑒賞和收藏家看到了曆代大量的彝器、璽印、權量、詔版、泉幣、封泥、碑帖、印譜等,大開眼界。他認為傑出的印家首先應是傑出的書家,學篆刻要從篆字上下功夫。所以他數十年如一孜孜不倦地臨寫石鼓文,竟把他的學生趙古泥送給的一個石硯都磨穿了,後來為了更好探索古人的藝術成果,還節衣縮食購置一些漢磚、瓦當之類價謙的古物,每天摹寫研究,使他的篆刻創作充入新意,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造屋”和“人體”

   吳昌碩刻印極重視章法,而且把它比之為“造屋”。他教育學生,在動刀之前,必須打好完整的圖樣,設計一下何處為廳堂、側屋、何處開啟門窗,一一部署得當才可動手建屋。他又將一方印章比之為“人體”,要求肢體,軀幹配置得當,全身血脈精氣尤應貫通,防止畸形呆滯,甚至半身遂。所以他作印前必反複構思,一再起稿,有時易稿多達十次,直至滿意,才寫到石上去。

吳昌碩和趙石的故事

    吳昌碩非常珍視青年人習藝的積性,由於自己也出身清寒,所以對貧苦好學的青年總是樂於幫助,盡可能使他們實現自己的願望。所當他認識了一個在藥鋪裏當學徒的青年人,他愛好刻印卻苦無人指點,所見也不廣。吳昌碩見到他的篆刻作品,覺得這青年很有才華,除惡心傳授刻印要領外,還介紹他到老友沈石友家中去學藝。沈家收藏極富,這青年在沈家住了幾年,藝事大進,經過長時期的刻苦鑽研,終於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就是著名的篆刻家趙石(古泥)。

一方用釘子刻成的印章

    認識篆刻家吳昌碩的人,誰不想珍藏一方他刻的印章作為紀念呢?一次,吳昌碩的老友朱硯濤在酒宴之後,拿出一方白芙蓉佳石求他當眾治印紀念。可是吳昌碩沒有帶刻刀,不知哪一位靈機一動,取來一枚大鐵釘要老先生試試,隻見吳昌碩一思索,便揮“刀”刻了起來,頃刻之間就刻成了一方不同尋常的佳作,接著又用剪刀在印刻下幾行蒼勁的邊款文字,在座的客人無不讚歎吳昌碩爐炎純青的藝術手段。

吳昌碩篆刻的代刀人

   篆刻不比書畫,對目力、腕力的要求更高,篆刻家年邁後、往往就力不從心,隻能望“石”興歎。吳昌碩年邁後,因病臂加上眼花力衰,對別人的要求隻能婉言謝絕,但碰到到執意求刻者人情難卻,就隻好由人代刀了。大約吳昌碩七十多歲後,由於臂痛握刀困難,刻印逐漸借助別人,他的學生徐星洲和第二個兒子吳涵(藏龕)以及方仰之為主要代刻人,一般由吳昌碩先生在石麵寫好篆字,再交代刻者,最後自己修飾,邊款則親手完成。曾有人在上海古董店見吳昌碩委托方仰之代刻印的書箋,可見上述的說法是確實的。甚至還有人說吳昌碩的夫人施酒(季仙)也為他代過刀呢!

“槐堂”與“俟堂”

    陳師曾在日本留學時,與魯迅同在弘文學院學習,後又同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職。常一起在公餘到硫璃廠搜集金石碑刻片。師曾先後為魯迅過幾方印章,一次師曾贈一方石章送給魯迅,並問刻什麼內容,魯迅說,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常”吧。後來,魯迅出版過一本碑刻、畫像磚文的集子,就叫“俟堂磚文雜集”。原來,當時部裏有人想排擠魯迅,“俟”即安靜等待之意,表現了魯迅對這批專門傾軋別人的官僚們的蔑視。

趙時楓的“特健藥”

   從事藝術勞動的人,在艱苦的創作同時,往往也獲得了精神是最大愉快,至於藝術珍品給欣賞者帶來的精神享受就更不用說了,這種享受帶來的好處或許超過靈丹妙藥,於是人們就自然地把絕妙的藝術作品作了一個比喻-“特健藥”,趙時楓就用這三個字刻過一個印章,是仿漢玉印的白文,刻得穩健流暢,充分顯示了作者精湛的藝術技巧,欣賞這樣的傑作,不也象服了一付“特健藥”,使人精神一爽嗎?

還是自己來刻!

   齊白石三十二歲,那年他的家鄉來了一位號稱是稱篆刻名家的文人,求他刻印的人很多。齊白石也拿了一方壽山石去求刻名印。過了幾天去取,此人退還石章說:“磨磨平,再拿來刻!”白石見石章光滑平整;但既然這麼說,隻好磨了再拿崐去,那人看也沒看,隨手擱在一邊。又過了幾天去問,仍退還石章,倨傲地最白石回去再磨,白石氣憤之下,收回石章,決心自己學刻印,並當夜用修腳刀刻成一方印。從此他不斷向友人請教刻印方法,並參用雕花手藝,慢慢地學起篆刻來。

齊白石學刻印

    木匠出身的齊白石,三十多歲時,已成為民間畫匠能以繪畫為業了。他愛好刻印,一次他看到著名篆刻家黎微刻印,就向他學習,他問黎的弟弟鐵安說:“我總刻不好,怎麼辦呢?”鐵安對他戲說:“你呀,把南泉衝的楚石,挑一擔回去,隨刻隨磨,刻它三四大盒,都化成石漿,印就能刻得好了。”齊白石一聽,就發憤努力,常常弄得東麵屋裏漿滿地,又搬到西麵屋裏去刻,正是這樣的刻苦努力,使他後在篆刻藝術方麵達到很高的水平。

“魯班之子”

   齊白石從一個能幹的木匠自學成長為優秀的畫師,後來又成為中外聞名的大畫家,可是他沒有看不起木匠的意思。他愛勞動,也愛勞動人民,木匠這個一般人視為下等的職業他卻是很喜歡的,所以他專為自己刻了“魯班之子”、“魯班門下”、“大匠之門”、“木人”、“木居士”等印章鈐蓋在自己的畫幅上,他在為自己曾做過木匠而感到驕傲呢!

齊白石與陳師曾的友誼

    陳師曾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早逝的金石書畫家,(享年48歲,梁啟超把他的早逝比為中國文化界的大地震)因學吳昌碩自號“染倉室”,與魯迅、齊白石都有很深的友誼。當年齊白石在京賣畫,價格比一般人便宜一半也很少有人來問津。後來陳師曾力勸他自出新意,改革畫法,並親帶齊白石的作品到日本舉行畫展,終於轟動中外,作品全部售空。兩人在藝術上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所以齊白石有“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的詩句讚他。

“不能死守一家”

   劉淑度在北京女師大讀書時,由李苦禪介紹,拜齊白石為師學篆刻。齊白石對這個女弟子要求很高,除了要他學習秦漢璽印及趙之謙、黃杜甫等名家印外,還對她說:“你現在做我的學生,當然要跟我學,但你不要光學齊白石而把把齊白石學死。”白石老人要求她“博采眾長”,“不能死守一家”,這道理,對每個學藝的人都有一定的啟發吧!

黃賓虹“偷”臨印譜

   我國現代著名國畫家黃賓虹,幼年時候,在他父親與另一啟蒙老師影響下,就很喜歡書畫篆刻。他父親藏有一些丁敬、鄧石如的印譜,但覺得他年幼還小,往往隻給他看一下就收回書籍。黃賓虹十一歲那年,趁父親外出的機會,偷偷取出印,化一個時間,精心臨刻了鄧石如的印章十多方。父親回來看到這些臨刻作品,開始還不相信是兒子刻的,直到看見他當場奏刀,才驚呆了。

畫家不必三絕,而須四全

   這是已故著名畫家潘天壽的話,意思是作為一個畫家不一定能做到詩、書、畫登峰造極,但必須詩書畫印四全,強調了印章的重要性。潘天壽幼時家貧,曾把壓成方塊的粘土晾幹後刻印,又以爐灶裏烘燒以增其硬度,為不使泥塊太吸油,又設法薄塗一層熔化了的石蠟。年輕時曾得到吳昌碩的熱心指導。當他在浙江省立一師求學時,就參加了校內的篆刻組織--“寄杜”,當時他刻邊款都署名“天授”。抗日戰爭後為集中精力專攻繪畫才不常作印。

“咬得菜眼,百事可為”

    金石書畫家錢瘦鐵,無錫人,早年在蘇州某刻碑店當學徒。那時金石家鄭大鶴常到該店裱碑貼及其它拓片,瘦鐵常去鄭家送裱好的拓片。大鶴喜歡他誠樸好學,也就循循加以誘導,又介紹他和吳昌碩、俞語霜認識,有了這三位名家作老師,他更刻苦學藝,取三家之長而化成自己的麵目,他刻過一方印,“咬得菜根,百事可為。”很能看出他的刻苦精神。

錢瘦鐵智救郭沫若

    日寇侵華前夕,錢瘦鐵與郭沫若同在日本,因郭老聯絡留學生進行革命活動,日警準備拘捕,被瘦鐵探知,並買好船票,備好西裝,約郭老穿了浴衣在門口閑跳,當預約的小汽車開到門口,乘人不備就把郭老帶走,換上西裝,輾轉乘加拿大郵船,化名楊伯勉回國。日警後來懷凝瘦鐵而拘禁了他,他在法庭上堅不下跪,並抓起銅墨盒向法警擲去,為此判刑五年。由於日本人相助,三年半後提早釋放歸國,而他的畫名在日本大振。一九六三年國慶前夕,瘦鐵應邀到北京郭老家作客,故人重逢,瘦鐵欣然為郭老刻印二方,其中“鼎堂”一印由郭老篆字,瘦鐵刻石,成為二老數十年友誼的結晶。

以“糞”為名

   糞總被認為是穢物,有誰會想到鄧散木會取名為“糞翁”呢?他還把書房名為“廁簡樓”、自號“廁簡子”、其實他取的是“糞除”也即“滌蕩瑕穢”之意。當時,社會上不少人覺得他用“糞”字署名似太不雅。一次某富商來求字,聲明報酬從豐,隻要署名改掉“糞”字。鄧散木當即拍桌大罵,不客氣地把他逐出門外。有人出巨資求他為亡母寫墓誌,也求改署名,鄧散木說:“天下好聽名字有的是,你何必來找我?我固然貧窮,寧肯吃不上飯,要我改掉這‘糞'字,辦不到“!

日光節約

   鄧散木一生留下五十多印譜,五千多方印拓,這是與他長期勤奮努力分不開的。他常實行“日光節約”,將時鍾撥快一小時。請看他們學習時的日課:“上午六時臨貼,七點作書,九時刻印,十一時讀書,下午一時刻印,三時著述,七時進酒,周六和周日下午會客,工作時間恕不見客。”工作之餘,他黎明即起,磨好一大硯池墨,書寫到日出方進早點,這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

“白頭唯有赤頭存”

    一九五七年,鄧散木困上書批評文化部不重視書法篆刻等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期間他三次住院,二次大手術,一半時間臥床,精神上、生活上壓力極大,但他刻了一方印:“白頭唯有赤心存”,並且隻要身體條件允許,就堅持寫字、刻印、讀書、即使無人給以出版他還是寫了不少書稿、字貼還繼續熱心通信,口授,向後輩傳授書刻藝術。六十歲時,鄧散木又因血管堵塞截去左下肢後,就署名“一足”,隔年又因胃瘤動了大手術,當時他連舉筷子也困難,但還是憑著堅韌不拔的毅力苦練左手握筆,用錘鑿印,刻下了“誰雲病未能”一印。他忍著病痛,把生命最後的光和熱無保留地貢獻給了他終生熱愛的篆刻藝術。

張魯庵和“魯庵印泥”

    張魯庵青年時從著保篆刻家趙時為師,搜有秦漢及名家遺印一千五百多鈕,印譜四百餘種,善製刻印刀,尤其是研製出名聞中外的“魯庵印泥”。優良的印泥對篆刻家來說,會使作品精神倍增。為了製出高質印泥,他高價添置設備,以手工研,搓艾,製油,道道工序嚴密進行。還邀化學師合作,前後作了五十多次試製,故“魯庵印泥”色鮮曆久不變,鈐出印文有立體感,很少受氣溫影響,連鈐數十方印麵字口不糊,曆久不黴爛硬化,專家們都以能得到一小盒他手製的印泥為樂事。他病逝後,家屬按遺囑將他所藏印章印譜全部捐獻西泠印社,受到人民敬重。

來楚生的“刻癮”

    來楚生刻印宗吳熙載、吳昌碩,上溯秦漢璽印。七十歲前後風格突變,樸質老辣,雄勁蒼古,佳作成批湧現。學生張用博一年前買了兩方質尚好的石章,原想自刻,故擬好了印文內容,用紙包好後擱置一邊,後又原封不動地送給了來重先生。一九七一年二月,來楚生因“寫字厭倦”,突然“印癮”大發就到處找石頭刻印,不僅把這兩方印按紙內擬寫的印文刻好,寫信把印拓寄給了張用博,還對他說,你弄些石頭來,我給你刻好一批吧!用博聞之大喜,當天就搜集了二十多方,他選出十多方,一周後全部刻好,這就是來楚生在七十年代大量刻印的第一批印章。

鑿子刻印

   來楚生是當代詩書畫印俱擅的在家。他治印除了用好刀刻之外,還采用敲、擊、磨、刮等多種主法來輔助印章的成功。他的印不僅構思奇特,對工具的采用也常常大膽設想並加以試驗。七二年春節的一天,他與學生張用博在閑談齊白石刻印的風格時說:“白石的白文線條一邊光一邊毛,他是木匠,說不定早年是用鑿子刻的。”用博問他要不要試一試?這下,引起了他的興趣,笑著說:“好啊!"?用博高崐興地到市上買來了一把三分左右的小號木工鑿子,來楚生拿在手裏掂了掂果真試了起來。右邊的印就是用鑿子刻成的,如果與其它印相比,刀法上有什麼不同的話,那便是鑿子的效果了。

大江南北訪寶庫

    著名金石家,古文字學家羅福頤在十年浩劫中也橫遭批抄家,最後下放湖北農村幹校勞動。“四人幫”崩潰後他已七十多歲的老了,為了抓緊餘年為祖國多作貢獻,他覺得不能“坐井觀天”,“猶疑不前”,便主動要求到全國各省市去調查璽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O年間,他不辭辛勞,走遍大江南北,在十五個省市中訪問了二十七個博物館和文化機構,采集到古璽印資料近萬件,藉以補充了他為故宮博物院編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彙存》等書。

自謙“不是學者”的學者

    羅福頤自謙在年青時期,雖曾有做個學者的夢想,因上半生曆經滄桑,屢遭困厄,而“致今日老朽學業地成”覺得要做個真正的學者,“未免太不自量了”。其實根據不完全統計,他的著作有一百二十多種(其中書七十二種,文章五十多篇)。除了在古文字、古璽印方麵的研究外,他的研究領域還旁及古尺度,古量器、古醫書、明清檔案,西夏、遼、金、元、少數民族文字,以至石刻,墓誌、漢魏石經,戰國到漢代竹木簡,甚至出土的古代銀錠也都著文研究。羅福頤是一位有具才實學的、把一生獻給祖國古文化事業的學者。

原來是殉葬品

     曆代璽印數以萬計,品類繁多,對於古印的各種用途說法往往牽強附會。羅福頤經過反複考證找到了確切的根據,作出了新的結論,即秦漢魏晉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品。例如長沙西漢利倉墓出土的“長沙丞相”、“ 候之印”印文草率率急就,經他考證是長沙酷署急於鑿印隨死者入土之故,又如漢印中有一種獨特的上署官職下附姓名的官印,過去一直不明用途,現考證為當時中下級官吏殉葬專用之物,還有傳世的一些所謂多字的吉語印也屬殉葬品。羅福頤以他淵博的學識,嚴謹的科學態度解決了古璽印研究中的不少重大課題,他的卓越貢獻和治學精神是值得讚揚的。

不能讓知識“與生俱盡”

    羅福頤沉痛地感到某些學者研究麵很廣,也很有心得可惜不願動筆著述,結果使其一生知識”黃土埋幽,與生俱盡“,覺得人生不過百年,生命有限,要抓緊把一點一滴的經驗寫下來傳給後代。早在二十歲不到時,他便精摹古璽印文字集成《古璽漢印文字征》給篆刻者帶來了方便。他又說,故宮有二萬多方古印,如不把曆代古印的鈕製攝影以示後代,則古印資料就永遠幽閉深宮,與研究者見不了麵。所以他從文字上、鈕製上把傳世的隋、唐、宋、遼、金、西夏、元、明幾個朝代的印章加以整理,照出圖譜,以便後代通過圖譜,校核實物,即可判別這是哪一朝代的遺物。當我們今天麵對羅老的各種著作的時候,就似乎感動他那顆對;祖國對人民無保留地貢獻自己的一切赤誠之心在跳動。

王個簃的苦學精神

    上海畫院副院長王個簃年輕時敬慕吳昌碩的書畫篆刻藝術,特地從他家鄉海門到上海求藝。後來得吳昌碩的學生劉玉庵的推薦擔任吳昌碩之孫吳誌源的家庭教師,這樣他就得到了與吳昌碩先生朝夕相處請教學業的機會。在吳家的幾年中,王個簃十分珍惜時間,學習非常刻苦,晚上總是在十二點鍾以後睡覺,清晨即起,雖然很累,但精神上極愉快。由於他的努力,終於在詩書畫印方麵為他終生的事業奠定了基礎,終於成為現代著名的書畫篆刻家。

“沒有學識什麼都弄不好”

    錢君陶是當代繪畫,書法、篆刻、音樂、文學,書籍裝幀等方麵較全麵的藝術家,出生在浙江桐鄉一個貧寒之家。童年就愛用泥土塑玩具,入學後又常用透明紙勾描香煙牌子為樂。由於多次跳級,文學基礎較差,工作後寫的信文字欠通,還有錯別字。豐子愷老師批評他說:“如果沒有一定的學識,什麼都弄不好”。從此他埋頭讀書練習文法,甚至把一本字典全熟練地背出來,終於自學成為一位能吟詩作畫的多才多藝的專家。

錢君匋二刻《魯迅印譜》

    錢君匋青年時,得到魯迅的熱情關懷與啟示,為了表達他對魯迅的景仰,一九七三年,他把魯迅的134個筆名及32個名號刻製成譜。不料遭到“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的敵視。一九七四年三月,他人們以審查為名,派人查抄了石章、印譜,審查他的朋友、學生,把他本人也橫加審查了一百多天。隔離審查結束後,他懷著滿腔義憤,冒著危險,又偷偷地重刻了一套《魯迅印譜》,作為對“四人幫”無聲的抗議。直至“四人幫”倒台以後,廣一東湖南兩地,才分別先後出版了這兩套印譜。

    西泠印社《印藏》的由來

杭州西泠印社,有一處刻著“印藏”二字的石刻,下麵還刻著一段短文,這就是當年珍藏藝術在師李叔同金石印章的地方。李叔同就是中外聞名的弘一法師,他早年留學日本,在音樂戲劇、文學等方麵造詣精深,書畫篆刻尤為人稱道。但在黑贈暗的舊中國,他懷才不遇,終於在1918年出家為僧,臨別,他將平生所刻的部分印章贈給西泠印社留念,印社就為他封存於石壁之中,題目:“印藏”,以供後人瞻仰。解放後,為了很好地保存這些印章,才全部起出,另行珍藏,而印藏刻石仍嵌原處,永作紀念。右列二印就是當年《印藏》的藏印。

西泠印社

    一九0四年,金石家丁仁、王褆、葉為銘、吳隱等在杭州發起組織一個研究金石書畫的學術團體。經過十年籌備,於一九一三年正式成立,定名“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公推著名篆刻家吳昌碩為社長。印社先後擁有社員一百餘人,日本著保篆刻家河井仙郎、長尾甲也遠涉重洋趕來入社。印社每年清明、重陽集會,成為研究金石篆刻的學術中心。

日本人與印章

    日本人民有一種習俗,即把自己的名字請名家或巧匠刻在一顆較好的印石上藏於家中。據說能使萬事須利,家運隆盛,故稱“開運印鑒”或“吉相印章”。且尺寸規定,男女有別,印材的使用還得按年齡配置,不能隨意挑揀。刻一方“吉相印”要比一般印章價錢貴得多,但日本人認為,印章刻得好壞會影響命運,為交上好運,這方印章總得多化點錢刻好它。